口无体,以万物之味为体。
而应该密切联系万物一体,像其答聂文蔚书一样,讲清楚所谓虚明灵觉同时就是恻隐恻怛的感受性,这样就在思想整体上更为一致了。另一方面,把‘意之所在和‘意之用这样一种不强调物的实在性的提法,改变为具有实在性的事的提法,都表明王阳明晚年学问功夫向着实‘实落方面的变化。
首先,以感应论来证明万物一体的思想。[28] 按阳明此277条语录所说颇不容易理解,一斋之说,亦供参考而已。[22]《传习录》下,201条,陈荣捷:《王阳明〈传习录〉详注集评》,第167页。万物之色,即目之色也。先生初闻之,以问伊川,伊川曰:此事甚大,当自识之。
[18]他提出:就事言,良知明觉是吾实践德行之根据。是故见孺子之入井,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,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。病间,曰:‘久矣哉,由之行诈也。
[30] 雅斯贝尔斯: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,魏楚雄、俞新天译,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,第10页。另外一个原因,则可能与下面这个例子有关: 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[53]。[33] 但这种社会转型所伴随的轴心时代所创造的精神世界,中西之间确实颇为不同:中国以儒学为主流的观念形态,逐渐弃绝了外在神圣超越的维度,这在宋明理学达到顶峰。[94]《尚书·仲虺之诰》。
以上不仅是对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解构,而且是对西方近代以来、乃至人类轴心时代以来的整个内在超越的解构。巫史是通过两种方式直接与祖先神、间接与至上神沟通,即祭祀和龟卜。
显然,只有否定了天人之间的血缘关系,才可能有超越者的无私性、世俗界的平等性。孔子发誓:假如我见南子的做法不合于礼,不由其道,那么,天会厌恶而弃绝我。1956年,他讲儒家有‘心性之学之教……此为彻上彻下,既超越而又内在,一理贯之而不隔也[7]。曰:‘未知生,焉知死?[54] 何晏引陈氏说,这是因为鬼神及死事难明,语之无益,故不答。
其三,超越者的神圣性。[87] 这就是说,人要效法天道、遵循天命。一、对轴心期以来内在超越的解构 解构的对象当然是旧的形上学本体论。天之未丧斯文也,匡人其如予何?[71] 邢昺解释:天将丧此文者,本不当使我与知之。
2、孔子之天的人格性 对于孔子的天观念,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。事实上,西方哲学自从近代发生所谓认识论转向即主体性转向以来,其主流同样是内在超越的。
其实,即便是倡导内在超越的牟宗三,也承认孔子之天乃是一个外在而神圣的超越者[60]: 孔子在他与天遥契的精神境界中,不但没有把天拉下来,而且把天推远一点。众所周知,这种并存对于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封建化、以及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即走向现代性发挥了重大的观念基础作用。
而欧洲却兴起了一个新的外在神圣超越者——基督教的上帝。[54]《论语注疏·先进》。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之后,祭祀当中的祭天仍然为权力所垄断,成为皇权的一种特权。首先,这并不是孔子的话,而是《论语》编者的话。西周时期,至上的神圣超越者是上帝(这个词语在《今文尚书》中出现22次),或简称帝,或称为天。今既使我知之,是天未欲丧此文也。
[23] 其实,牟宗三自己未尝不知道,Immanent与 Transcendent是相反字[24]。还原的目的是为了建构,即要建构一种神圣的外在超越(Sacred External Transcendence)。
是则牟对于康德哲学的改造也不过是叠床架屋,故弄玄虚,最后所完成者实与康德并无二致。因此,可资重建外在神圣超越的古代经典,最值得注意的是《易经》。
[51] 这个解释虽然也存在理学化之嫌,但将不语理解为不轻以语人则是不错的。[22] 参见黄玉顺:《爱与思——生活儒学的观念》,增补本,第4–9页。
饶有趣味的是,他悬搁了外在的超越物(transcendence),而他所达到的内在理性的意向性本身却是超越的(transcendental)(先验的只不过是这个词语的不同的汉译而已)。这就是说,祖先神是三王(太王、王季、文王),他们并不是天。而所谓内在则是说的这种转向并未超出生活儒学的生活思想视域。而是一种重建,因为今天的生活方式已非昔日的宗法社会或家族社会的生活方式,而是现代性的生活方式。
邢昺注明这是天之所欲,即天的意愿、意志。[10] 李怀宇:《余英时谈新著〈论天人之际〉:中国精神归宿于内向超越》,《时代周报》时代在线(www.time-weekly.com)2014-03-27。
这同样是典型的内在超越。顺吉逆凶,天之命也,故君子畏之。
神圣界的代言人,却是世俗界的权力的臣属,这样一种吊诡,乃是周公时代即已确定的格局(详下),儒家始终在这种困局中挣扎不已。这是因为神圣超越者不应当包括血缘性的祖先神,然而帝这个名目涉嫌神祇的血缘偏私:世俗之帝死后便是天上的神圣之帝,两者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。
[68] 朱熹:《论语集注·子罕》。[87]《论语注疏·泰伯》。神圣界的超越者乃是世俗界的规训者,他是要惩恶扬善的,因而是令人敬畏的。李泽厚则指出,内在超越这个措辞,内在与超越是自相矛盾的。
而我们却还要进一步揭示理性主体及其理性的生活渊源,那就是现代性的生活方式,所以这绝非先验论的进路。又《论语》载:子疾病,子路使门人为臣。
[34] 参见黄玉顺:《论儒家启蒙主义》,《战略与管理》2017年第1期,北京: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版。[37] 汤一介:《论老庄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》,《中国哲学史》1992年第1期。
他将作为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第一次从外在的‘天移入人的内心并取得高度的成功。[81] 参见黄玉顺:《生活儒学的生活观念》,载《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——生活儒学论集》,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,第71–73页。